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悼念创立7.9步枪弹品牌的王桂馥专家

高致贤

王桂馥老先生家电话怎么没了呢?这是我曾多打通的电话,突然没有了,便觉得有些蹊跷,于是,2月17日,我把电话转弯抹角地打到中央民族大学杨恩勋书记那里,听恩勋说:近年他与其爱妻罗素芬住进养老院,家中电话撤掉,随着他便告诉我一则讣告:

我国著名兵器和彝族古文字研究专家,彝语言文学研究学者王桂馥先生,因病医治无效,于2009年2月3日凌晨1点25分在北京逝世,享年96岁。酌定于2009年2月7日上午9点30分,在北京朝阳区殡仪馆举行王桂馥先生遗体告别仪式。

       王桂馥先生治丧委员会

00九年二月五

 毕节春秋2毕节春秋3

王桂馥工程师是咱大方县人,与我曾有过深深的交往。读此讣闻, 不禁令我想起1980年至1981年我们与王老工程师朝夕相处、同吃同住100多个日日夜夜,其间耳濡目染,让我从中了解到他的辉煌业绩,感受到他的崇高品德,体会到他高尚的人格魅力——

他创立了“7.9”步枪弹品牌,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

1939年他从南京金陵大学兵器工程学院枪炮制造专业毕业后,即投入到抗日救亡工作,建立了诸多功勋。

先在抗日政府国防部兵工署贵阳野鸭塘第三材料总库任职期间,奉命前往云南腾冲接收美军沿滇缅公路运来的兵器、弹药等军工器材并维护运送到重庆,及时支援了抗日前线对日寇的战斗。

1942年在重庆南岸第20兵工厂第一制造所任工程师,为国内首次研制生产成功25毫米机关炮曳光弹,有力地支援了前线抗日将士打击日寇,获得了国家高级别勋章的嘉奖。

解放前夕,国民党要把他们这些高级知识分子运往台湾,他一面采取一推二拖三躲避等办法应付国民党,一面参加了由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护厂斗争,有力地阻止了国民党反动军队溃逃前的疯狂破坏行动,保卫了国家的重要军工财产,他也终于留在大陆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。

  重庆解放后,在驻厂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的组织领导下,他积极地展开了排雷、重建工厂、恢复枪弹的生产线工作,工厂更名为国营791厂,他任生产科长兼工程师。

抗美援朝战争初期,在苏联专家尚未到达之前、只收到由苏联送来的步枪弹样品之时,他急战争之所急,争分夺秒地独立进行样品分析化验、编制生产工艺及生产流程,并生产出3万发新品步枪弹送北京打靶试验,获得成功,创立了有名的“7.9”步枪弹品牌。投入大批量生产后,保障了整个朝鲜战场的需要,为抗美援朝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,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嘉奖,并于1952年代表工厂到北京受到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接见。

他常用英、俄、德、日等外语作记录

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以后,工厂投入100千瓦大型电动机的研制开发,王工带领技术组攻关,1956年研制成功并投入批量生产制造后,王工就一直担任生产技术和产品检验工作,有力地支援了武汉钢铁公司的建设和生产的需要,使工厂更名提升为国营长江电工厂。

1960年初,王工受命调往国家一机部六局北京齿轮总厂机动科任工程师,工作期间,他翻译了大量由苏联、德国、日本进口来的设备的技术资料,保证了设备的正确安装和生产运行。

他一生为研究科学技术而孜孜不倦地钻研外国语言。他的办公桌上常放一台小收音机,雷打不动地按时收听中央或地方广播电台外语教学节目,边听边记,常学常用,不断更新。1980年冬,李双江、关牧村等名家在北京举办“京津音乐演唱会”,我花4元钱一张的高价买了4张甲级座票,马昌达、李进修同我好容易劝他同去听了一场。他听得很满意,但他又说:他最大的遗憾就是旷了一节电台播出的日语课。

自费行程七万里,抢救彝文献余热

在与王工相处的日子里,年近古稀的他,个人住在中央民院的彝文编译室,每天早晨6点半起床,午休后照常上班,晚餐后还要加班到零点,再到户外活动半小时才睡觉。他的办公室内挂着上万张资料卡,他在忘我地进行彝文编译……

他为什么晚年还这样忙?原来是他又潜心于古彝文的搜集、整理和编译出版工作了。为此,他于1974年退休之后,不畏年高,自费奔走于川、滇、黔、桂的彝族地区,或穿街过巷,到民委或民族学院查阅史料、借鉴学习;或涉水跋山,深入彝村彝寨挖掘民间藏品,行程数万里,挖掘出几十万字的彝族古籍文化财富。

当时他正在编辑一部《彝文汉文通用词典》和筹划一部《彝文字典》。《彝汉通用词典》已经脱稿,《彝文字典》尚处于初编中,他拟将云南、贵州、四川和广西四省区通用的编在一起;将其中某三省区通用的、某两省区通用的或某一省区专用的分别编在一起,有的字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用法,一个字他就要编好几遍,工作量很大,别人又插不了手,他便加班加点地干。正是“老牛自知夕阳晚,不用扬鞭自奋蹄!”

王工为人十分谦逊。他大学毕业时我才两岁,可他却硬要我为他修改那部词典的“前言”和“凡例”,我只好遵命。张冲逝世后他写诗悼念,征求我的意见时,我根据他的意思说,王工:是不是可以改为“彝心只为报党国,诲撒骨灰金沙江”?他欣然采纳。

他虽是从旧社会过渡来的高级知识分子,但他对共产党始终是坚信不移的。1981年,时年68岁的王工还在写入党申请书要求加入共产党,他征求大方县委副书记李进修的意见时,我看他写得情真意切,尽管因他经历复杂而未能如愿,但他爱党之心从不动摇。

我被他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,对此写了一篇题为《王桂馥退休后旅行七万里为抢救彝族文化贡献力量》的稿件,被《北京晚报》发表于1981年1月4日的头版头条!消息发表之后,北京广播电台又加以播出,好几位与他大学毕业后就未见过面的同学闻之,便打电话向他祝贺,中央民院陈士林教授的夫人也特地到他的工作室来拜见他。

王工还会同彝族知识分子中的有识之士,在中央民族大学建立了彝文专业和彝文古籍研究班,面向全国招生,培养了大批研究彝族古籍和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人才,为丰富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、为彝族传统文化继承和发展做出了不少贡献。

彝族同仁的“驻京联络处”

王桂馥老先生1913年出生于贵州大定县(今大方县)中箐乡(今八堡民族乡)彝族农家,20年代离乡外出读书,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后一直在外地工作,但他的故乡情结却很浓,70余载乡音未改,家庭布置全系家乡风格。1974年退休之初,他便回故里支持大方一中校办工厂研制生产腐殖酸氨的机器,同时在家乡调查、收集彝族历史文化。他还让长子王家元分到大方一所区乡中学当教师直到在贵州退休。

“大革文化命”结束,党的民族政策得到进一步落实,他立即展开了彝族文化的搜集、发掘、整理、翻译等抢救工作,先后用了五六年时间,几乎走遍了云、贵、川、桂四省区的彝族聚居的县、乡、村,不但与本民族的同胞建立起深厚情感,在其他兄弟民族中也有了良好的影响,赢得了很好的声誉。

他为人十分严谨:一天,我和李进修、马昌达请他到全聚德去吃烤鸭,他不坐板凳。问其何因?他说他有200多斤体重,一次去祝贺友人结婚,不慎将友人的新床枋坐断,弄得很尴尬,从此他只坐结实的方凳或椅子;一次他到贵阳黔灵山去称体重,那称最多只能称100公斤,他刚站上去,称主就求他快下来,说他的秤受不了。从此他再不上那种秤去称体重。处处为他人着想。

就这样,凭着他丰富的阅历,渊博的知识,崇高的威信,高尚的品格,为人之宽厚,待人之热忱,无形中成了个“自然领袖”。家乡人到北京,想去看看他;与他工作过的同志、受他教过的学生到北京,也想去看他;全国彝族人民中知其在京者,到北京更想去看看他。不同辈份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人,都尊称之为工程师。故尔,王工程师的住处便成了大家的“北京联络处”。

在他那里,我们见到了许多彝家著名人物: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冲逝世,我们从他那里收到张冲治丧办事室(当时未成立治丧委员会)发来参加追悼会的通知,到张冲追悼会上零距离地看到邓小平、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人;时任美国华侨总干事的龙云家二公子龙纯武回国奔丧也来看他;从奴隶到将军的罗霄的女儿——周总理抚养成人的罗振涛到中民院过彝族年也来看他;张冲的长子乌谷等到京也常到他办公室来拜访;国家民委主任伍金华,四川省委副书记、省政协主席冯元蔚,西南民族学院院长苏克明等也常是他的座上宾,贵州省人大副主任禄文斌,省民院、民委的领导更是凡到北京必去拜访王老专家。我有幸在王工程师那里得与他们结识或交流。我早已羡慕的被誉为喻为“彝族之鹰”的空军战斗英雄的杨国荣(或叫杨荣国?),也是在他拜访王工时,我在王工的办公室与他接触到的……

王工逝世后,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、贵州省毕节地区民族研究所、中央民族大学彝学研究所、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、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、贵州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、滇川黔桂彝文古籍整理协作领导小组、贵州省彝学研究会、贵州省毕节地区彝学研究会、贵州省毕节地区大方县彝学研究会等单位和许多亲友发了唁电。

一位退休工程师为何有那么高声望?回答只需四个字:德高望重!

2005年国庆期间我到北京去拜访他时,92岁的他,还念念不忘家乡的建设,还想回到故乡大方去走走看看,我与他夫妇共进午餐后依依惜别,我答应再去拜望他们,想不到那竟成为我与王老工程师的最后见面。

呜呼,斯人去矣,英名长存,愚无什么敬挽,仅以此迟到的小文敬奉于王老工程师的灵前!

晚生:高致贤敬祭!

2009218日于深圳。

补注:此文收入我2014年出版的回忆录《快乐人生》一书。后由2019年第一期《毕节春秋》转载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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